这个情况，当然瞒不住早就来到了鸭池河整修渡口道路的史永安与罗乾象等人。

这也正是许成名、王国祯率军到了鸭池驿之后，很快就请求渡河进攻的原因。

王国祯在数里外大喊“加速”的时候，罗乾象已经手持藤牌砍刀跳到了鸭池河对岸的浅滩之中，正与闻讯赶来的水西彝兵挥刀对砍。

彝族山民的凶悍，自然非比寻常，但是不管他们多么凶悍，双拳总是难敌四手，何况是罗乾象麾下这一支久经战阵的穿青苗土兵。

随着一架架竹排冲上河滩，罗乾象麾下的土兵们越来越多，没过多久就将鸭池河对岸的水西彝族土兵们分割包围了起来。

彝族山民悍不畏死的战法，这些穿青苗土兵们十分熟悉。

与此同时，这些归附了官军的穿青苗士兵们，还得到了远比他们的对手彝族山民们好得多的寄养和装备，而且还学到了朝廷官军擅长的小群多路、分割包围的阵战之法。

一个人再怎么悍勇，也敌不过三五成群进行围攻的对手。

等到王国祯率领一千官军士卒靠上了鸭池河的对岸之时，前来拦截的水西彝族土兵远没有前去拦截罗乾象的人多，不过三百余人。

王国祯手持巨盾，冒着岸上射来的有毒的箭雨，一马当先地冲到了岸上，挥舞手中新得的戚刀，将手持简易弓箭拦在自己面前的黑瘦彝兵一刀砍翻在地。

鸭池河上的大雾，直到当日上午的辰时，方才散去。

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在鸭池河的西岸上，也照射在那一具具黑衣黑裤头裹黑布的尸体上。

一具具水西彝族土兵的尸体中间，间或有着一两具身披藤甲、皮甲或者铁甲的官军尸体。

贵州的官军之中，身披藤甲的都是普通士卒，身披皮甲的则是伙长、什长，而有资格身披铁甲的，则至少都是队长、把总之类的头目了。

经过将近一个时辰的滩头血战，罗乾象和王国祯各带所部攻上了鸭池河的河岸，攻入了距离河岸一里多地的那座水西彝兵营寨，将其中所有来不及逃走而又死战不降的彝兵全数格杀，以四百多人的死伤，换来了斩首一千一百余级的战果。

驻守鸭池河西岸驿道路口的水西彝族土兵，除了少部分人逃走以外，绝大多数选择了死战不退。

这是这个时代西南土司军队的一个普遍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彝族土兵对于土司头人都有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这些土兵及其家人多数都是土司头人们的家产，没有独立的人格，也没有独立自主的意思。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个时代西南土司王国中残酷刑罚，土司头人若是战死了，你跟着战死了，你的家人继续活命，若是你逃回去了，不光是你自己，就连你的家人，也是要被一起处死的。

在这种大同小异的残酷刑罚之下，两广和西南地区的土司军队都有着悍不畏死的传统。

这种传统，当年在对抗倭寇和辽东建虏的战争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用在对抗朝廷官军的战斗上，短时期内能见效，但是长期下来必然给自己造成重大损失。

因为，在对抗倭寇和建虏的时候，他们的武器装备和粮食补给是有保证的，再加上这些人悍不畏死、死战不退的顽强精神，就能取得重大战果。

然而到了此时，人的因素变化虽然不大，但是武器装备和粮食补给却是天壤之别了。

龙场九驿的断绝，以及天启二年水西叛乱以后，云贵川三省官府对水西地区的封锁，使得原本工农业生产就非常落后的水西地区，更加落后了。

本来就紧缺的铁器、盐巴、茶叶、粮食等等物资，一下子失去了全部的外部来源，只能靠时不时的出兵抢掠这么一个方式获得补给了。

几年封锁下来，水西安氏土司的各级头人们当然依然花天酒地没有问题，可是普通彝族山民中的老弱病残幼则不知道死掉了多少。

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反映到水西安氏宣慰司辖内四十八洞彝族土兵的战斗力上。

鸭池河畔的战况，在当日中午的时候，就被送到了朱燮元驻节的龙场驿。

当天下午，朱燮元留广西巡抚李逢节督领广西抚标，继续在龙场驿坐镇转运粮草辎重，而自己则当即带着刘肇基、莫可及和韦昂麾下的七千人，赶往鸭池河畔的鸭池驿。